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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刑訴法實施一年多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下稱“特別沒收程序”)在實踐中存在哪些問題?如何在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前提下，設計更加細緻、合理的實施細則?記者採訪了有關專家學者，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基本特征與制度定位。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副局長楊書文認為，特別沒收程序的基本特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該程序僅適用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二是該程序僅適用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形;三是該程序在實質上確立了缺席審判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庭的情況下，對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及其他涉案財產進行審判的制度;四是該程序是刑事、民事交織的混合程序。
在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看來，特別沒收程序是一種被設置在刑事審判之前的附帶民事訴訟，它只針對物，而不針對人，即使審查犯罪事實，也完全不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和刑事責任問題。此程序應當緊緊圍繞的中心只有一個:即有關財物的來源或用途是否違法。
關於特別沒收程序的性質，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熊秋紅介紹說，目前存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程序”等模式，結合我國法律體系的基本建構以及立法中的具體規定，將該程序的性質解釋為刑事訴訟程序，尤其是帶有保安處分屬性的刑事訴訟程序，更具合理性和邏輯自洽性。
檢察環節如何發揮更大作用。檢察機關反貪部門應採取哪些措施，進一步加大追逃追贓工作力度?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宇冠認為，在特別沒收程序中，檢察機關主要行使的是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和追繳違法所得、涉案財產的職能。對在逃或者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別是貪官外逃所涉及的違法所得及涉案財產進行積極追繳，一方面能夠為國家減少損失，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打擊和威懾犯罪的作用。
熊秋紅建議，檢察機關反貪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追討追贓工作力度:對所有立案後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案件進行清查，建立和完善在逃犯罪嫌疑人數據庫;加強與公安、安全等有關部門的溝通聯繫，及時獲取在逃人員動態信息，符合條件的，及時採取網上追逃等緝控措施，並盡可能收集和固定犯罪證據，查清違法所得的轉移途徑和去向;充分利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以及多邊、雙邊條約等機制平臺，積極開展追逃追贓領域的國際司法合作。
檢察機關承擔的舉證責任。“在特別沒收程序中，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應當緊緊圍繞有關財產‘屬於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這個中心。證明的關鍵點是財物與犯罪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是可以繞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和刑事責任問題而加以證明的。”黃風說。
楊宇冠認為，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或者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應當基於證明對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特別沒收程序中，檢察機關的證明對象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情形符合刑訴法第280條關於沒收違法所得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作出沒收違法所得的裁定在性質上是具有執行力的判決，屬於量刑部分中的財產刑，因此宜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第二類是在有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訴訟，對擬沒收財產產權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檢察機關還必須承擔該擬沒收的財產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而非其他利害關係人所有的證明責任，從性質上來看，這種財產的歸屬屬於民事確權爭議，證明標準只需要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即可。
境外追逃追贓途徑。從檢察工作具體實際出發，楊書文說，追逃追贓是一項系統工程，檢察機關在追逃追贓工作體系中只是一個部門，必須密切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高度重視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協作。他建議，檢察機關應綜合運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機制、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總檢察長機制、東盟國家總檢察長機制、國際刑警機制以及公安機關與駐華使領館之間的警務協作機制，對攜款潛逃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開展緝捕和偵控工作，及時發佈通緝令和提請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緝令，及時查扣犯罪嫌疑人的資產和凍結銀行存款，積極爭取犯罪嫌疑人潛逃地和資產轉移地國家支持，協助調查犯罪事實、查封、扣押或者凍結涉案資產，及時提請引渡和遣返、勸返在逃犯罪嫌疑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申請。
“沒收違法所得申請這一新的法定職能向我國檢察機關提出了一項新要求，即諳熟關於財產來源、去向、流轉、用途的追蹤和調查，尤其是反洗錢調查。反洗錢調查能力的提高將強有力地推動我國境外追逃追贓工作的開展。”黃風如是說。
熊秋紅建議，為了防止特別沒收程序被濫用，在該程序的具體適用中需要加強對缺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和對公權力機關的權力監督制約。加強該程序中的辯護權保障，是對檢察機關具體適用特別沒收程序進行監督制約的有效方式。
(報道詳見《人民檢察》2014年第9期) （原標題：細化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提升追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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